7×24小时 热线电话:400-819-8885

客户第一      协作利他
诚信勤奋      专业创新
博思论坛第三期|吴靖教授开讲人工智能与新媒介技术史研究

bob手机版网页体育

栏目:bob客户端下载
发布时间:2022-08-17 03:53:09 来源:bob手机版网页体育 作者:bob客户端下载
博思论坛第三期|吴靖教授开讲人工智能与新媒介技术史研究

  12月8日下午,“博思论道”学术论坛第三期在传播学院212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期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教授,带来题为《“人工智能”的社会想象:从消灭人类到消灭工作》的研究分享。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主持了本次论坛。

  在面对今天关于新媒体技术、互联网与信息社会的讨论时,吴靖教授认为我们有必要进入到历史维度去考察这些话语的脉络。吴老师指出,从理论建设上,新媒介技术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思路,我们需要进入语境,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的洞见。从实践上看,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引进和路径依赖状态,中国对互联网的进入是非常早的。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从中国的视角去建构全球信息秩序的阶段。

  社会想象是吴老师研究的主要框架。信息社会的建构建立在特定社会对信息技术的主流想象上,而想象具有多元可能。我们需要进入历史,探究主流想象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与其竞争的想象是如何失败的。沿着这样的脉络,我们才能够思考当我们规划当下对信息社会的理解时,需要哪些社会想象来支撑。因为信息社会的想象不仅仅是对于技术的想象,更是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和理想社会的想象。

  吴老师谈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硅谷新经济与信息社会之间是高度同构的关系。硅谷新经济的崛起实际上为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而在今天,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超越在90年代形成的历史终结的叙事的可能性。中国特色道路在实践的层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在话语的层面还不够清晰。这是一个想象正在形成的过程。

  吴老师谈到了《互联网的误读》一书中对互联网传统想象的概括。互联网会从4个方面革命化的影响社会:一是扁平化管理的灵活经济带来经济生产的民主;二是自媒体、社交媒体、产消者、公共领域等文化上的民主;三是从代议制民主到重新实现直接民主;四是全球化的整合,即地球村。但这些我们熟悉的对互联网的想象在今天都遇到了危机。吴老师同时引用了尼葛洛庞帝对网络消解权威的浪漫化想象,以及《经济学人》通过互联网为自由市场背书的叙述,来展现新自由主义经济为什么和互联网的神话联系的这么紧密。

  关于区别于主流的另类的社会想象,吴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供参考。一是Benjamin peters所著的《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该书通过研究苏联互联网历史,探讨为什么苏联没有产生一套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网络体系和网络理想。二是Eden Medina所著的《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该书论述了智利阿连德政府致力于建构一套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这其中关于互联网的设计是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网络系统为人的输入而不仅仅是数据的输入留下了可能。

  吴老师提醒我们注意Benjamin peters对苏联没有产生互联网的原因的别样论述。与主流论述相反,Peters指出为了让中央政府接受自己的计划,四个互联网设计部门互相拆台诋毁而非合作,这才是苏联互联网没有实现的原因。而美国在建构信息体系的初期,形成了强大的政府、科研机构、军方、社会资本力量的合作共识,由政府提供研发平台和机制,让各部门不是处于竞争状态,而是为共同目标相互协作的状态。“不是自由经济战胜,而是美国资本家的行为像社会主义者,而苏联人的行为提示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像资本家。”

  吴老师指出,中国在80年代与世界同时进入推进信息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不仅仅意味着接受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接受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想象。而早期的叙事带有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吴老师以田溯宁的叙述为例,展示了早期想象对政府前瞻性和协调性作用的强调。这种想象是在原有的社会制度下,利用新技术更快得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种特定的社会想象在现实层面是具有能动性的,今天的网络普及均得益于90年代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

  吴老师着重介绍了学者Streeter的一些重要观点。如Vannevar bush提出的“corporate liberalism”理念是互联网革命之所以在美国爆发的基础。这一理念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将基础研发的成果让渡给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化开发。硅谷新经济的崛起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模式之上。另外,Streeter强调参与互联网建设的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工作经验、日常经验和社会理想,对塑造科技的社会文化意涵有什么样的作用。

  吴老师同时总结了5种我们今天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框架:从计算的机器到“电脑”、从计算机辅助到“人工智能”、从自动化到机器人、从“大型基础设施”到“轻盈的云”、从“有机体”到控制论(信息系统=人脑)、系统论(人、机、自然共生系统)。这些叙述都承载着我们今天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想象。

  最后,吴老师回到关于AI“消灭工作”的问题中。她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和人交往的部分依然是重要的,这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不可替代的。Sherry Turkle所著《Alone Together: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对看护机器人和机器人玩具进行人类学的考察,结果是相对悲观的。看护机器人实际上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依赖智能机器人实现成长可能会产生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代。

  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老师对吴靖教授精彩的学术分享表示感谢,并做出总结与回应。

  吴畅畅老师指出关于社会想象最后要回到的问题是,哪一个阶层在发挥想象的能力并将其树立为主导的想象。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应和更早期的发展传播学做历史勾连。80年代以来,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以及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为代表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避而不谈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而强调发展方式,在他们笔下,技术具有某种超验色彩,认为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似乎代表了一种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吴畅畅老师也提醒我们注意Fred Turner的著作。Turner展示了当年的新公社主义者如何逐渐被新自由主义逻辑所收编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同构性及其背后历史动力,需要梳理清楚。

  谈及技术的政治维度,吴畅畅老师一方面指出,互联网推广主打的还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信息自由流动论,这套理论的学术核心点是将民主自决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他同时谈到,在讨论技术的政治性问题时,我们还应注意达拉斯·斯麦兹的理论。斯麦兹提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背后,关系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这正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体现,说到底,就是政治的问题。

  吴畅畅老师认为今天我们对于AI的讨论几乎都是乐观主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推进关于AI的人文层面的思考和反思。人工智能的讨论一定要回到根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即人与人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及技术的不平等问题上。另外,关于人工智能的产权和云端数据的主权问题也应该被重视。

  2017级研究生向吴靖老师提问“马云、刘强东这样的商业大佬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推动,但是在我看来不管是阿里还是京东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如果这些企业家反过来提倡用技术实现,那他们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又该何去何从?”

  吴靖老师回应认为马云和刘强东是不同的理念。刘强东更多基于系统论来阐述技术和。京东的仓储方式本身就带有计划性。同时,刘强东描绘了物流可以实时监测你的地理位置,从而精准投放到你目前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反思的是这对消费者和社会来说有什么进步意义。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描述中看到,他认为的理想社会关键词是精准,每一个节点和行为都可以通过数据方式监控和预测,从而进行服务。在他的构想里,甚至人和人之间不再具有关系,直接是机器和人点对点的衔接。我们也需要注意,这种自由市场中的电商服务也是基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平台的建设之上。而马云和刘有所不同,马云自认为他更接近于“野蛮生长”的理想。

  “博思论道”学术论坛作为传播学院博士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分享交流,旨在荟萃思想,促进和提升传播学院科研学术氛围,欢迎各院系师生前来参与。

  “博思论道”学术论坛作为传播学院博士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分享交流,旨在荟萃思想,促进和提升传播学院科研学术氛围,欢迎各院系师生前来参与。